从“部门分散”到“部门整合”

　　该馆讲解员梁海燕介绍，苏区时期，政权机关内并未设立专门的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其职能分散在红军军团政治部、财政部、财经委员会、国民经济部等部门。她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般以《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和《红军第一军团总政治部告商人书》等形式，宣传保护私营，以及活跃集市、买卖公平的政策。

集市

　　梁海燕指着展板上的《工商业登记规则》告诉记者，这个《规则》就明确了由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修改或废止，这说明当时的工商业登记就是由财政人民委员部主管的。该展板上还有一张当时的《红色中华报》。该报称，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贸易监督局、对外贸易局、国营企业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粮食调剂局、设计局六个局会。她说，其中的贸易监督局承担的职能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市场监督管理方面的工作。

市场交易公告

“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在不断变化，从苏区时期的多部门监管到如今的多部门合一，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苏区时期的市场监管部门，与现在的市场监管部门有很大的差别。”市市场监管局的一位负责人说道。

如今，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合并，从事知识产权、物价监管、商务执法、反垄断等职责的机构和人员整合划转，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从事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这位负责人说，市场监管的主体从“部门分散”到“部门整合”，反映了市场监管主体的变迁。

从“单一手段监管”到“多元复合监管”

在该馆的文物展柜中，有一枚印章特别显眼。这枚印章按照长约8厘米、直径约5厘米的滚筒式设置。梁海燕介绍，这枚印章是用来查验上市猪肉的。当时红军通过眼观、手摸、鼻闻的形式判断上市猪肉是否新鲜，是否为病死猪肉等。经查验没有问题后就在猪肉的后背上滚印，表明该猪肉查验合格，可以上市销售。

她说，这个滚筒式印章一直沿用到现在，但具体的查验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如今，对上市的猪肉进行检疫的方法，除了外观检查外，还有技术检测手段，特别是注水猪肉、病死猪肉和瘦肉精超标等问题，必须经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技术检测，出具检测报告后才能认定。

在另一个文物展柜中，摆放了一杆木秤。这杆木秤，与现在使用的木秤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仔细一看，这杆木秤的秤星标注方法是每16两为一斤，且没有“公斤”的秤星标注。梁海燕告诉记者，这就是俗称的“16两秤”。她说，苏区时期，一般以16两为一斤。解放后，国家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改为每10两为一市斤，每2市斤为一公斤。现在，以“公斤”为法定计量单位。联系到当前的监管职能，梁海燕说：“这就是计量标准的监管职能，只有标准统一了，才能维护好市场交易的秩序，否则对“短斤少两”之类的监管就没有可比性了。”

木秤

“苏区时期，经济落后，市场监管手段比较单一；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管手段越来越多。”聊起监管手段的变化，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了30多年的钟天兆深有感触。他说，如今的监管手段完全不同了，像产品质量检测、网络市场监管等手段还是近几年才得到完善的。

从“支援革命战争”到“服务经济发展”

　　在该史料馆中有一份第68期的《红色中华报》。该报有篇《操纵米市的奸商被处罚》的报道称，瑞金县米商永兴号非法哄抬米价，扣剋米数，有米不卖，被处以罚款两千毫洋的处罚。针对该报道，梁海燕介绍，苏区时期，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政策，重要生活用品不能进入苏区。一些奸商、富农乘机操纵市价，囤积居奇，偷运出境，给苏区军民生活造成困难，影响革命战争。因此，保障军需物资有序供给成为当时市场监管的主要任务。

《操纵米市的奸商被处罚》报道

从“支援革命战争”到“服务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市场主体的各类“凭证”也是一直在发生变化。苏区时期有《营业证》、《摊位证》、出入白区经商用的《护照》、《通行证》等，后来又有了各类《营业执照》和各类《许可证》等等。这些经营“凭证”也是市场监管的手段之一，通过颁发这些“凭证”来使市场有序运转。

在该史料馆的文物展柜中，记者发现了一张苏区政府颁发的《营业证》。这张《营业证》用毛边纸制作，只有16开纸大小，还是用毛笔手工填写的。这也许是当今《营业执照》的雏形了。如今，进入大数据时代。从“证照分离”改革，到“三证合一”，再到“多证合一”，有的地方已经达到了100多种“证”合并在一张“营业执照”里。与苏区时期的《营业证》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营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