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繁荣发展新天地

经济日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万人提灯，点亮瑞京。最近，在沙洲坝红井步行街入口，高大的红五星拱门上写着“中华苏维埃提灯大会”，这里是江西省瑞金市最新的实景演艺项目的起点。

红井步行街，是刚刚改造建成的文旅项目，是苏区经济繁荣的再现。苏区故事的墙绘、红色主题的灯雕、客家风味的店招，铺展在1000余米的街道上。一条红井步行街，连接着“二苏大”景区和红井景区，也连接着历史和现实。记者来到瑞金革命旧址，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注重经济建设，大力促进苏区繁荣的这段辉煌历史。

独立自主的经济探索

从旅游集散中心走进红井主题公园，行走在群众路线广场上，沿着蜿蜒的游客步道放眼望去，35处旧居旧址鳞次栉比。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审计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山林水利局旧址、国家银行旧址、消费合作总社旧址……一处处经济工作的核心部门，展示了苏维埃政权领导经济工作的组织架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处于腐朽的生产关系中，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红色政权建立后，不仅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还从法律、政策和舆论上都确保土地私有权，这让农民的生产热情像火山似地迸发出来。

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是全国苏维埃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总的法律根据。随后还陆续出台了各种组织条例和工商税法，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全面领导。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财政是苏区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并明确了苏维埃的三大财政来源：向一切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税收、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1933年4月11日，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沙洲坝正式成立，内设调查统计局、设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有企业管理局、总务处等7个工作机构。

1933年8月，国民经济部组织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17县和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在南部17县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大会指出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性问题，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全面启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苏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苏区农村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领导经济建设积累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周景春分析说。

红红火火的苏区经济

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中央造币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在瑞金各处革命旧址，至今保留着当年苏区开展经济建设时的历史遗存。尽管昔日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已不复存在，它们却在共和国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根据地发展困难重重，既要面对频繁战争，又要面对经济封锁。如何应对保障战争需要和促进政权建设？国有工业成为苏区经济的领导中坚。

1934年4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定颁发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规定“国有工厂的负责者为厂长”，厂长“对于厂内一切事务，有最后决定之权，并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的责任”，条例还就经济核算、生产计划、工资待遇等问题作了合理规定。这个条例的推行，使苏区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步入正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丽珊介绍，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苏维埃”工厂已有32个，产业工人2000余人。

苏区的金融战线也是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经济斗争的重要方面。苏维埃国家银行制定了银行、货币、信贷和金融管理方面政策，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国库制度，通过发行适量的纸币，吸收存款，低息贷款，扶助农、工、商的发展，激发了苏区经济活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创办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等，兴修水利，垦荒造林，发展多种经营，推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开展劳动竞赛和农事科学试验等，使苏区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员钟长润介绍，据《红色中华》统计，截至1934年5月，瑞金已发展犁牛合作社37个，社员达3638人。

通过壮大国有经济，大规模发展合作社经济，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三位一体”的苏区经济结构焕发出勃勃生机。“事实证明，抓住农业经济这个主要的‘牛鼻子’，同时大力发展其他成分经济的苏区经济构架模式，完全符合当时苏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它们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提高了整个苏区的经济状况，改善了军民生活，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指导意义。”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罗春花说。

党的主张变为群众行动

毛泽东多次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正是充分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群众的大力支持，才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就。”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介绍说。

1933年8月，为了应对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行了经济建设公债。同时颁布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中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发行公债的目的、用途、利率、还本付息和偿还基金：“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迅速掀起了认购热潮。“在八县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会议上，八县贫农团会议上已经自动地承认推销250万左右。”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在胜利县，有一位贫农，赶了两头牛犊到圩场上卖，得款28元，他转而一头进入乡苏政府，买了28元公债券……这些感人的事迹，苏区比比皆是。

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超额完成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任务，地方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增发200万元，后又积极响应退还公债运动。苏区妇女更是把自己的嫁妆和银器首饰都捐出来铸现洋。这都是群众的力量。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用来改善苏区群众的生活，苏区的经济建设与群众生活成为利益共同体，让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了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苏区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在经济建设中的实际运用。”罗春花说。

经济是政权的基础，财政是国家的命脉。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智慧和人民的支持，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建设、构建国家财政，成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苏区具体实际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