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1875年生，湖南宁乡人，字玉衡。原为清末秀才，后投身革命，成为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秋，何叔衡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中央苏区。同年11月2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叔衡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委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他也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同年6月13日，何叔衡担任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年已56岁的他集检察、内务、司法大权于一身，打开了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为新中国法制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因何叔衡资历较深、德高望重，与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被苏区军民亲切地称为苏区“五老”。毛泽东高度赞扬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肩负重任的何叔衡，为苏维埃共和国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他领导制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检察行政管理和检察制度，检查中央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苏维埃政府工作效率和干部工作作风开展检举运动，反对贪污浪费查处贪污腐败案件，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开创了我党纪检监督的先河。

　　何叔衡虽然身兼数职，手握生杀大权，但他从不马虎随便，对工作高度负责、严肃认真。临时最高法庭成立后，受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苏区一些省、县司法机关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简单化、死刑化代替了公正的裁决，一度出现轻罪重判的现象。何叔衡任最高法庭主席后，顶住各种压力，不顾个人得失，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仔细审查，反复推敲，严格掌握量刑尺度，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1933年5月26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裁判部第20号判决书时批写道:“关于朱多伸判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一案由枪决改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同年10月10日，他在给会昌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但是，何叔衡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贪污腐败分子却从不心慈手软，秉公执法，严厉惩处了谢步陞、陈景魁、左祥云等大批贪污腐败分子，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何青天”。

　　然而，正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了当时过“左”的肃反政策，被“左”倾错误领导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政治上动摇”“拿法律思想代替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肃反运动中没有起积极的作用”，甚至受到中央政府机关总支委员会和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的批判。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何叔衡恰如办公桌上这株傲菊，凌霜盛开、不计得失，坚贞不屈、毫不妥协，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已年近六旬的何叔衡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初国民党军从四面逼近，何叔衡等人向长汀转移，在离开瑞金前，何叔衡将此花瓷板赠送给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激励他坚持革命，何叔衡却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