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这张处方，我们有个疑惑，通常医生开了处方，患者领取了药后，处方一般留在药房里，通常不会把处方带走，怎么最后会藏到砖缝里呢，我们分析答案可能是患者因发热头痛到医院就诊，医生看病后，开了阿司匹林一片（0.5g)，这是当时一种疗效较好的解热镇痛类药物，患者拿着医生开具的处方去药房取药，但药品可能暂时没有了，司药将处方还给患者，告知过几天再来看看，我们从司药没有签字分析他没有取到药品。反围剿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闭，药品奇缺，特别是西药，常常是有钱也买不到，这名红军战士没有取到药，随后又回到部队投入战斗，再没有回到医院取药，后来或许又因为受伤了不得不离开红军队伍回到家中，红军长征后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他把这张处方笺悄悄的藏入土坯房的砖锋中，直到革命胜利，他也忘记了这事。

　　因为这张处方没有填写具体的日期，我们只能猜测这张处方的开具的大概时间。

　　处方笺的刊头是“中国工农红军处方笺”。从相关的资料查证，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称工农革命军。同年11月13日，潘恰汝、吴光浩等领导的黄麻起义部队称“农民自卫军”，当时主要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14日清晨，黄安城解放了，吴兰阶先生非常高兴，写了一副出色的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是第一次呼出的“红军”称号。1927年底，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时就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叶挺和叶剑英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和在湘南起义的农民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井冈山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后，中央于5月25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五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其中明确地指出：“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又根据中央6月4日“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的指示信，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红军第四军。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红军”。所以说红军的称呼是在1928年之后。而从1931年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军则统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所以说这张处方是1931年以后开具的。

　　再分析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由旧军队和武装起义和工农暴动两部分力量组成，起义的军队组成的红军其卫生组织较齐全，各师有军医处、团有卫生队，有一定数量的军医、药剂师、卫生兵等编制，但旧军队医务人员也不多，只能做些简易的医疗救护工作。这些部队起义后，由于处境困难，大多医务人员都脱队而去。而以工农暴动为基础编成的红军，几乎没有卫生人员。起义部队在起义之初，大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伤亡较大，负伤的指战员，只能互相简单的包扎伤口，轻伤随队行动、重伤则寄留在沿途群众家里，留下适量银元，作为生活和治疗费用。南昌起义部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一路向南，直至到达闽西汀州时随队的三百多名伤病员才在同情革命的傅连瞕开办的福音医院得到治疗。1928年朱毛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为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抽调医护人员在小井成立红军医院，开始设立内、外二个科，中医负责内科、西医负责外科，红军伤病员集中在医院治疗，伤病员从此才有了“家”，部队也解脱了伤病员随行的负担。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所到之处普遍燃起土地革命烈火，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形成了拥有二十多个县城，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红军也发展到三万多人。随着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扩大及反围剿斗争的开展，红军中缺医少药的情况更为突出。毛泽东多次写信请求中央送医送药。1931年前后，党中央派贺诚、陈志方、彭真（龙柏）等一批医务干部到中央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政府设立内务部卫生管理局管理卫生工作，军队则设立总军医处管理卫生工作。1932年初，中央军委决定修改总军医处改称为总卫生部，贺诚担任部长，兼政委，同时还兼任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贺诚同志充分发挥了他的卓越才能和实干精神。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指战员健康。”和“预防第一”等卫生工作方针。先后开办卫生学校培训军队医护人员、开办卫生材料厂生产医疗药品器械、编辑出版《健康报》宣传卫生防病知识等。《健康报》为四开石印小型报纸，约十天出一期，最初发行到团，后曾发到县区苏维埃政府（可惜解放后相关部门多方寻找竟没有发现一张实物报纸）。同时进一步健全了红军各级卫生机构的编制体制，总卫生部之下，方面军、军、师设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作战时各级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从前线到后方开设师、团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预备医院和后方医院等，使战伤救护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次偶然翻阅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贺诚传》，处方之谜总算是柳暗花明。1933年，贺诚开始着手制订一部系统的红军《卫生法规》经广泛的讨论和征求意见，形成初稿，从文字到表册，共达四十多页，他仔细地翻阅着面前没日没夜花了近半个月才完稿的一部法规，心潮澎湃，他随后翻开《卫生法规》的表册，在“病历表”两侧的空白处，加上了两句题联：  

　　剥削阶级寄生社会，全人类都感痛苦，须铲除它！

　　病原细菌侵入组织，各脏器尽受障碍，要消灭它！

　　接着，他又翻开”处方单”，写道：

　　以唯物史观改造社会！

　　用实验科学淘汰庸医！

苏区时期印发的《卫生法规》

　　《贺诚传》一书一下就为我们揭开红军处方的设计者和设计时间。这张处方就是1933年6月《卫生法规》出台以后的红军医院统一的使用的处方笺，第四次反围剿时间是1933年2-3月间，第五次反围剿是1933年9月-1934年10月间，我分析这张处方书写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某一天、某一地的红军医院。

《卫生法规》中国工农红军处方笺样表（上部）

　　从《贺诚传》一书中，我发现了苏区出版了《卫生法规》一书，于是我到瑞金的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去查找，在陈列部杨主任的帮助下，终于找到馆藏的这部苏区总卫生部制卫生学校翻印的《卫生法规》，从书中也最终找到中国工农红军处方笺样表，通过比对我发现我收藏的处方笺正是根据《卫生法规》样表刻印的。

　　专家分析红军处方一般多存放于红军医院。通常野战医院多是随部队作战流动开设，纸质处方难以保存。而后方医院在对药房库存药品与开具了的处方领取了的药品盘点核对后一般都会集中保管，而在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都会焚毁这些处方等医疗文书，此外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文物的大肆破坏，加上南方潮湿多雨的天气，纸质的文物难以保存，所以目前在各地苏区博物馆还未发现红军医院的处方笺实物。这张红军处方笺应该是首次发现，用实物佐证了中央苏区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红色文物。